记得大学时上法律课，教授讲到古代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时，总是用描述性的语言：以灼热的铁灼人足部或使人握在手里，看有没有受伤；将被告人投入河里，看其是否沉没；甚至使嫌疑人在有毒蛇和鳄鱼的池里游泳，看是否被咬伤，以此来裁断有罪或无罪，因为当事者都相信神对于无辜者的生命是不会坐视其死而不加以保护的。
教授作此描述时，为避免有嗜好暴力之嫌，尽量用一种传授知识式的平静、庄重的语气来透露古代人的审判方式，而其目的也是为了接着对这种制度来一个评析，但对初次听说的学生而言，如此审判，就像听到一个笑话一般，荒谬至极。但细想一下，既然每一次神明裁判都需要呼唤神的降临，那么这种仪式应该是非常庄重繁复、不得随意施用的，因为神终究是神，不是谁谁谁的亲戚，可以随叫随到。对神的敬畏，就是对神明裁判的信任，有了这种将自己全盘交付出去的心理作根基，这样的裁判可能比起现在的更具有权威性。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依靠神灵出面的裁判对被告人来说，完全是撞大运式的，显然，撞到大运的机率是非常低的。由此，每一次诉讼都成为对被告人命运的严酷考验。被告在诉讼中无能为力，更为严酷的是，仪式的执行者同样也无能为力。在对神明的绝对敬畏中，自知被冤枉的被告人，他们的心里到底会怎么想呢？现代人与古代人的交流通道已经消逝了，我们不可能凭空准确地揣摩到他们的心思。费劲心思翻阅了一些文献资料，也得不到关于这种无聊问题的记载。但对于喜欢追究的人而言，这成了一个谜。
对神的敬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对我们现在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很难体验到这种心理状态。即便是现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人，在刑事审判中，以神的名义宣誓一定要作真实的陈述，也大有说谎的成分，宣誓只不过是一种仪式。但有的时候，这种对神的莫名的敬畏在儿童的身上可能还能找到，如果他们受到这种指引的话。对此我有亲身的体验。小时候，逢天上电闪雷劈，外婆总是说成是天神出游，审查哪家的孩子是否有过浪费粮食、顶撞父母等行为。那时天真无知，再加上外面天空轰隆隆作响、电闪如剑，场面壮观，就怕的赶紧诚实的检视自己。美德就在这种情况下培养起来了。类比于神明裁判，虽然现在看来，这种审判方式不合逻辑，不合认识论的真理，但在当时，它可能确实教育人们“向善”，在诚惶诚恐中怀抱着一种虔诚的向善心理。
对自然的无知，对神的匍伏崇拜，人类就由此生出“命运”、“宿命”的思想：一切尽在别人的掌握中。在艺术作品中，这种“命运”、“宿命”的安排更具有戏剧性。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就传达了这种思想。故事中的俄狄浦斯一生都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他一生下来，就有人断言他将会“弑父娶母”。预言不幸一一实现。最后俄狄浦斯自挖双目，自我流放。
当然，不是俄狄浦斯流放，而是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开始思索自我流放的意义。所谓自我流放，就是主动远离社会的主流思想、道德、宗教和生存方式等，开始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么，流放的俄狄浦斯的具体状况如何呢？他是否因为无可奈何，就打算消极地退出神主持的游戏，说一声“不玩了”，把神像卸包袱一样从心里卸除下来呢？还是想跟神进行一番决斗，从神那儿夺取到安排人类命运的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至他开始把命运掌握在人手里呢？俄狄浦斯的悲剧生出了力量，因而产生了这两种状况：冷漠或热情的反抗，俄狄浦斯的身影消逝在旷野中，他做了哪种选择，我们不得妄自揣摩，但是，在他之后的茫茫空野，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在苦苦思索，试图想出一套周全的方案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审判方式最终也由此摆脱了神的羁绊，原先由神决定的审判开始转变至人本身，法定证据制度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至现在西方普遍盛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这些都由人的裁判来代替神的裁判。
怎样合理地安排人类的生活？人类由此开始有系统地思索社会正义等大课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下定义，他说城邦的正义是“谋生者、辅助者与卫士的正确作用，即各做自己在国家里的工作”，而个人的正义则是与卫士、辅助者、谋生者相类比的理性、精力、欲求三个部分的“各司其职，不逾其分”。换言之，柏拉图的正义观是让古希腊人民认同自己的身份地位，就如人体的各部分一样，为了身体整体的和谐，如果有人正好处于头部的地位，那就积极的转动脑子，协调好其它部位就行；如果有人很不幸，凑巧当了一回手或足，那就只好拼命地劳作了。这就是柏拉图认为的社会的正义。
从神那儿迈出的第一步是如此的谨小慎微，正如犹太谚语所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但人类的思索自有其延续性，随着知识的连续累增，胆魄也随之越来越大。仅从正义观念的历史演进来看，就发展了分配正义、法律正义、契约正义、矫正正义等各种基本分支。在这些学说缤纷登场的背后，人类离神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英国的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原则的终极价值：产生最大限度的快乐或幸福。
人类向神挥挥手，真正的悲剧消失了，旷野中的俄狄浦斯的身影又显现了。创造神灵，然后向神灵告别，这就是人类的心灵史：从神开始。这个历程，就像我们现在想不起胎儿期曾呆过的子宫是什么样子一样：一切都确实存在过，但现在却无从知晓。
在公元前三世纪，柏拉图就断言，在更早之前“全人类，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同样都相信神的存在”。历史的观念告诫我们，不能将历史简单化。詹姆士·斯鲁威尔在他的《西方无神论简史》中引用研究古希腊史的大学者康福德的话说：在提到泰勒士，这位“所有事物的普遍实体是水”命题的提出者时，要提防有些人在写希腊哲学史时把泰勒士说成仿佛“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并且当他一撞到大地就高呼：‘万物必定是由水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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